《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击（黥）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那么，汉高祖刘邦事业的起点在何处呢？应为河南永城之芒砀山。本文撷取几个方面，闲话刘邦。

　　一、芒砀山与刘邦起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之后，开始好大喜功，穷奢极侈，追求享受。即位之初，他就开始在骊山为自己营造陵墓，为此征发七十多万劳动力。服役的人不堪重负，有的被折磨而死，有的则选择了逃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一次，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奉命押解一批刑犯去骊山服劳役，途中不断有人逃亡。刘邦知道如此下去，不到骊山，可能刑犯差不多都逃完了，按秦朝律令，他会被处死。到了丰西的泽中亭，夜中刘邦一不做，二不休，将刑徒全部放走，并对他们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刑犯们感激涕零，有的人自去逃命，另有十几个勇士不愿意弃刘邦而逃，表示愿意跟从刘邦。当夜，刘邦便率领他们向南逃到芒山和砀山（今河南永城境内）一带，在那里秘密居住下来。

　　逃亡芒山和砀山之后，刘邦仍秘密地与县吏萧何、曹参等人保持着联系，其妻吕雉不时来山中与刘邦相会，刘邦就通过其妻来了解外界的情况。不久，刘邦的名声渐大，不少备受贪官污吏压榨、破产流亡的贫苦人民，都前来投奔他。

　　据传，有一次高祖醉酒，夜间在野草覆盖的小径上行走，前面有一个跟随他的人为他探路。突然探路者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向他报告说：“前有大蛇当径，愿还。”刘邦乘着酒兴，豪气冲天，说：“壮士行，何畏！”于是他走到了队伍的前面，拔剑怒斩白蛇，蛇身被砍成两截，小路畅通。刘邦继续前行，因酒后体力不支，卧到在地。后面的人来到刘邦斩白蛇的地方，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旁哭泣，惊问其故。老婆婆回答说：“人杀吾子，故哭之。”那人问她：“妪子何为见杀？”那个老婆婆哭道：“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那人以为这个老婆婆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气愤异常，欲动手打她，老婆婆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大吃一惊，待到刘邦酒醒之后，就给刘邦细细描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刘邦听了，心中暗暗高兴，从此更加自负。后来，刘邦为汉高祖，即是赤帝子。遂有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传说，并有诗云：“中原竞逐鹿，一蛇阻中谷。挥剑白帝终，蛇母秋郊哭。”

　　有些史学家认为这是逃亡期间刘邦徒众故意创造出的神话，用以显示刘邦是天生的领袖。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县吏萧何为了掩护被通缉的刘邦，建立他在沛县父老心中的重要性，故意制造出来的神话。但依逻辑推论，这种可能性均不大。以刘邦当时的身分和境遇，刘邦的徒众及萧何即使再大胆，也不敢将“帝”这个名词和刘邦连在一起。这种斩白蛇起义的传说，应是刘邦成功以后，为突显他是真命天子所制造出来的神话。由于刘邦出身的确太低，为稳定汉王朝政权，负责的官员不得不大下苦心来为他“形象包装”一番。这段意外的逃亡，在刘邦的生涯中，应属最落魄的时段，没什么可称述的，对天命所归的“刘皇帝”，也成了最空白的一段，为补足此缺陷，汉朝官员乃强化刘邦的“天生伟大”，才会创造出这个“官制神话”吧！

　　刘邦在芒砀山的名声更大，投奔他的人不断增多，到陈胜起义爆发时，芒、砀山中已经形成一支数百人反秦队伍。陈胜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沛县县令为了保全自己，也试图响应农民起义，并接受萧何和曹参的建议，派吕雉的妹夫樊哙去芒砀山迎接刘邦。但当刘邦率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队伍走近沛县时，沛县县令就反悔了，企图抗拒起义，引起城中人民的极大愤慨。刘邦当机立断，下令攻打沛县县城，城中人民积极响应，内外夹击，打开城门，刘邦进驻沛县县城。沛县父老和萧何等人共同拥戴刘邦为沛公，举起红色的旗帜，宣布起义。此后刘邦同项羽等起义军一道攻灭残暴的秦朝，得封汉王，后与项羽争夺天下，击败项羽，建立汉朝。

　　芒砀山区在现在的河南省永城市东北部，是一处由十多座小山头组成的山地，面积有十多平方公里。芒砀山山不算太高，海拔最高处只有一百五十余米。芒砀山之所以能够有名，成为武装割据之处，在于它突起于平野，横亘于行政界地的地理位置。刘邦当年在丰西泽中亭舍法释众以后，沛县是不敢停留了。放眼周边，千里平畴，何处是藏身的去处？芒砀山有山有水有树林，便于藏身，地区偏僻，行政界于芒县和砀县，泗水郡与砀郡之间，属于统治薄弱的边缘。芒砀山与沛县间，虽说隔了郡又隔了县，距离却不过百余里，正是这种行政的分割和隔离，地理的有利和近便，使芒砀山中的刘邦集团既能躲开沛县当局的追究，又始终和沛县吏民保持着联系，当天下有事的时候，沛县吏民能够想到找他，他也能够迅速返回沛县，终于成就伟业大事。芒砀山武装割据，不仅是刘邦集团的起点，也可以说是汉帝国的起点。

　　二、刘邦其人

　　1.家乡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

　　沛在秦朝时才建立县制，丰邑则是沛县的一个乡邑。沛县约在今天江苏省的北部，汉王朝以后，泗水郡改称为沛郡，原先的沛县县城则称为小沛，是徐州非常重要的粮食储存中心。

　　沛的意思，是水源充沛之意。水流多，生物自然较繁盛。江苏省被长江由中间贯穿而过，长江以北部分古代属徐州。春秋时，这里是吴、楚、陈的交界，战国时代则是楚、齐的边疆。因此这个地方混杂有多种图腾部落的文明，其文明或许是蛇图腾，但鸟图腾及火图腾文化，势必也对这个地方有不少的影响。长江北岸众支流带来了不少沙土，堆积在江北较平坦的地方，形成了肥沃的平原。这种土质的生产力特别丰富，丰邑乡的名称大概便源自于此。

　　刘邦出生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就是今天江苏省北部的丰县一带。沛县丰邑中阳里，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地名，刘邦出生时，沛县属于楚国，刘邦是楚国的臣民。沛县地区，本来是宋国的领土。公元前286年，东方的大国齐国将宋国灭掉，宋国的领土并入了齐国。齐国的势力扩张，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两年后，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进攻齐国，齐国首都临淄失守，几乎亡了国。齐国所吞并的宋国的领土，一部分被西方邻国魏国攻占，一部分被南来趁火打劫的楚国兼并。沛县，几经反复易手，被并入楚国，直到公元前224年，秦军攻取淮北，沛县入秦，成为秦泗水郡的属县。刘邦的前半生，都是在楚国的沛县，作为楚国的国民渡过的。

　　沛县在淮河之北，古泗水之西，地处黄淮平原的中部，境内地势平坦，西南高东北低，古来多沼泽湿地。刘邦出生的丰邑，是沛县所属的乡，为城镇型聚落，他的生地中阳里，是丰邑城镇内众多的居住区之一。丰邑在沛县的西北，是沛县内的大邑，有城墙环绕，能够设防自守。刘邦生于丰邑，以沛县为根基取得天下，他作了皇帝以后，将丰邑从沛县分离出来，设置了丰县，为了满足父亲刘太公思念故里的乡情，在首都长安东部，现在的西安市临潼区一带另外修建了一个丰邑，完全如同旧丰邑的原貌，称为新丰，并将旧丰邑的居民一齐迁徙到新丰，与刘太公重作邻居。刘邦自己偏爱沛县，将沛县作为自己的私人奉养地，世世代代免除沛县人的徭役租税，又将秦时沛县所属的泗水郡改名为沛郡。所以，到了汉代，丰县、沛县，都成了沛郡的属县，首都长安附近，另有一个新丰县。当然，此是后话。

　　2.姓名

　　《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开始便有这样的介绍：“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

　　在当时，一般平民都是只有姓没有名字。由于只是平凡农户，出身低微，刘氏一族都不可能有名字。至于刘邦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中国古代兄弟以排行顺序，便有伯、仲、叔、季的称呼。老大叫作伯，老二叫作仲，老三叫作叔，老四叫作季。在《史记》或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在《汉书音义》中，苟悦诠释道：“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邦”是“国”的意思，也就是成功之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究竟是当汉王的时候或是即帝位以后才有的，就无法考证了。

　　根据史料记载，刘邦的大哥的确叫作刘伯，二哥也叫作刘仲，排行老四的刘邦，从小被称为刘季，似乎不算有什么意义的字了。更有趣的是《史记》和《汉书》中，所有的文字都不见“邦”，可见的确有所避讳，但对“季”字则并不避讳。也就是说“邦”的确是刘邦的名，但季则只是排行代表，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3.父母

　　刘邦的先祖士会是春秋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才能超群，政绩卓著，为晋国的强盛和争霸多次立功，史称他“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光辅五君（即晋文公重耳、襄公骥、灵公夷牵、成公黑臀、景公据），以为盟主”，在晋国政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士会之后的刘邦先祖，史书上没有再交代。到了刘邦的父母时，已经沦落为平民，因此没有留下名字。《史记·高祖本纪》：“（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就是“刘爷爷”，刘媪则是“刘妈妈”，这显然不是什么体面或有意思的称呼。

　　刘邦当皇帝后，尊刘太公为太上皇。

　　但到了东汉时，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提出：太公“名执嘉”，王符的《潜夫论》也为刘太公起了一个名字“太上皇名”。刘邦的母亲刘媪，本来既没有名，也没有姓，只从夫姓被称为“刘媪”。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称：“（刘）媪盖姓王氏。”他又据《春秋据成图》认为刘执嘉妻子名叫王含饴。但唐朝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对皇甫谧的说法提出怀疑：“（刘太公、刘媪）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可取。”唐朝学者颜师古更指斥皇甫谧的说法荒唐，“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姓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

　　到了明清，私修家谱盛行，好事者将刘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安排有名字，也不管长眠于地下多年的刘邦是否买帐。这些家谱大体这样记载：春秋末年，留居于秦国的士会后裔恢复祖姓，成为秦地刘氏。其后代有刘明，生刘远，刘远生刘阳。到战国时，第十世孙（佚名）徙居魏都大梁（今开封），仕魏国为大夫。秦灭魏后，其子刘清逃奔沛地（今江苏沛县）。刘清之子刘仁，生刘，字执嘉。执嘉有4个儿子：伯、仲、邦、交。其中第三子邦，就是西汉王朝的创建者汉高祖刘邦。

　　刘太公“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他兼顾农商，长于理财置业，在丰邑乡镇上算得上是家境殷实，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人豁达，睦邻乡里，对于沽酒卖饼，斗鸡蹴球的市井生活情有独钟，日子过得滋润有味，用当时社会的话来说，算是地方上父老一类的人物。刘太公是一直活到高帝十年才去世，沾儿子的光，加了太上皇的封号，很享了些晚年的清福。

　　刘季的母亲刘媪过世得早，刘邦起兵时死于今河南开封附近。《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跃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括地志》云：“小黄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高帝五年，刘邦即了皇帝位，曾经下过诏书，追尊刘媪为昭灵夫人，除此以外，史书上就没有正二巴经的象样记载。

　　4.出生

　　《史记·高祖本纪》：“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良家妇女却跑到大泽边睡午觉，即使对性问题较开放的古代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关刘妈妈在大泽边睡觉，作梦和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刘爷爷跑去观看，见到一条蛟龙伏在他妻子身上，因而怀孕，生出刘邦的这段记载，显然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神话。

　　在刘邦之前，商、周、秦三朝的始祖出世时有诸多奇异的神话。司马迁《史记》记载：殷的先祖叫作契，商王朝的兴起，奠基于契的功业，契的母亲叫简狄，传说她到野外林中沐浴洗澡，有玄鸟飞过掉下蛋来，简狄吞食了玄鸟蛋，受孕生下了契。弃是周王朝的先祖，姜原是他的母亲。传说姜原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足迹，她高兴而兴奋，踩踏了巨人的足迹，受孕生下了弃。弃从小就继承了巨人的因子，与鸟兽友善，长于农耕，受帝舜的赏识，受封成为周王朝的开祖，也成为农耕之神。秦的先祖叫大业，他的母亲叫女修。大业的出生，与殷的先祖契相通，说是女修纺纱织布，有玄鸟飞过掉下蛋来，女修吞了玄鸟蛋，受孕生了大业云云。

　　中国古来的贵族社会，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到了刘邦的时代算是走到了尽头。刘邦出生于战国时代的平民阶层，龙凤血统论的说法，怎么也和他的身世合不到一起。但“不凡之子，必有异相”这个传统总得延续。真命天子的刘邦，怎么可能是平凡的刘爷爷和刘妈妈生得出来的？历史总是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应时修正，司马迁著《史记》时，已经到了刘邦的重孙汉武帝在位时，距离刘邦去世已经几十年，这时再来回忆高祖，编撰刘邦的传记，难免不作些符合时代需要的添加。神话中的蛟龙便因此而生。

　　重点是为何是“蛟龙”呢？这里应有地方性图腾的意义，蛟龙是一种水蛇的神化形象，换句话说，刘邦的先祖，是属蛇图腾的部族人氏。

　　还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撰写的有关刘邦出生的神话故事富有深意，暗示刘邦是私生子。司马迁是重事实跑调查的历史学家，是不信怪力乱神的，他记叙殷、周、秦先祖出生的神话，根据的是殷族、周族、秦族古来的记忆传说，有文献典籍的依凭。这些看似荒唐不经的记忆传说却包藏着历史的真实：作为远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氏族之殷族、周族和秦族，他们最初的男性祖先可以追溯到契、弃和大业，他们最后的女性祖先可以追溯到简狄、姜原和女修。刘邦的家乡沛县丰邑一带，司马迁是亲自去看去听去查过的。司马迁在记叙沛县出生的几位西汉开国元老的身份时曾经说到：“我到丰沛一带采风，访问当地的遗老故旧，寻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搜求他们当年的逸闻往事，真是闻所未闻，大长见识。”刘邦出生的神话，应该是司马迁在当地采访时听来的民间传说，在表面荒唐的传说后面，也隐含着未知的历史真实。沛县民间，男女风气开放，野合外妇，是古往今来的常事。当年秦始皇东巡，对于楚地男女苟合的淫风，多有所指责，如今沛县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有男女野合的图像，视儿女间情事，为人生美艳。刘邦的大儿子刘肥，就是外妇曹氏所生。外妇是婚外的情妇，刘肥是刘邦与情妇间的私生子，刘邦作了皇帝以后，堂堂正正地封刘肥作了齐国的国王，当时当地，没有人忌讳这种事情，甚至流传以为美谈。以此推想，司马迁所采录的刘邦出生的神话传说后面，可能藏有刘邦是野合私生的隐事。想像当年，浓雾弥漫，雷阵雨骤然袭来，有一女一男避雨水塘边，大树下草棚里，天昏地暗，情由雷电点燃，野合随云雨翻转。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太公早有风闻，赶来撞个正着，瞧了个明白，遂留下了后世龙雾的话题。据说，私生子往往聪明强健，因为授精于父母生命激情之时。刘邦个性完全不同于大哥、二哥，刘邦发迹以前一直不为父亲太公所爱，或许与刘邦的出生暖昧不无关系。刘邦好酒好色，青年时浪荡乡里，胆大妄为，活脱脱一流氓无赖，这种天性的由来，或许不在太公，而在与刘媪野合的精壮汉子的基因当中。中国历史上素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伟人英雄不雅逊的事情，往往不是被隐去，就是被改造。司马迁著《史记·高祖本纪》时，事涉本朝先祖，说话要有分寸，叙事须要含蓄，就将野合的旧闻演化为神合的美谈。

　　如今丰县县城东北两公里的古泡水上，现在的新沙河畔，有龙雾桥（“龙也雾也”，龙就是雾，龙雾桥得名的由来，在于龙雾的混沌，水气所聚的天象雾气，演化为为灵气所钟的神怪龙景）遗址，据说就是刘邦的母亲与龙相交合的地方。龙雾桥早年建有庙宇，已经毁轶，现建有两座碑亭，为丰县政府所指定的保护文物。1981年，遗址近处的梁楼村出土两块石碑，一块是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所刻的《重修丰县龙雾桥庙记》，一块是清朝康熙五十九（1720）年所刻的的《丰县重修龙雾桥碑记》，现重刻立于龙雾桥碑亭。

　　5.相貌

　　与夏商周三代王朝开创帝王相比，刘邦没有高贵的血统。刘邦的父母只是一介平民，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为了强调真命天子刘邦的不同凡响，司马迁在为高祖作传时，就只有从刘邦的相貌上下功夫了。在他的笔下，刘邦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身上有不少异相。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中国自古相人学、相面学、相骨学发达，一个人的长相要引人注意，除了好看以外，最重要的是有特色，而刘邦确实符合相术中的“上相条件”。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如下记载：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72黑子。

　　隆准的意思是鼻子高挺，两颊端正，这的确是具有高贵美男子的长相。

　　那龙颜又是什么呢？文颖在《集解》上诠释道：

　　“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

　　换句话说，刘邦除了鼻子高外，便是颈子长了。颈子长的人大多长得较高。楚人身材一般属中低程度，高的人不多，所以会特别显得鹤立鸡群。但刘邦有多高，正史上却无正式记录。《河图书》上记载：

　　“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7尺7寸。”

　　古尺的7尺7寸，约在176公分到180公分间，对古代的南方人，算是高身材了。

　　斗胸是胸部挺直，龟背则指背脊硬朗，龙股则表示手脚长而有力，几个因素加起来，的确是相当有精神而意气焕发的样子。

　　胡须更是相貌的重点。

　　古人大多留有胡须，胡须长得长又好看的，通常有“美髯公”之称。光这一点，有时候便可让人肃然起敬了，可见胡须对古代男子的重要性。刘邦的美须髯，不但可使他显得更高贵些，而且少年老成，看起来也比较可信赖。但最具有特色的异相，应属左股的72个黑子，黑子便是黑痣。不过，我们当然不应认为刘邦的左股有72个大小相同或相似、排列整齐的黑痣，如果确是那样子，那可真是天下奇迹了。

　　刘邦左股的黑子也一样，那可能是一堆胎记，加上几个黑痣及斑点。小时候，或许某个对这方面较有研究的村人，偶然发现了刘邦身上的黑子。一些喜欢讨论异相的三姑六婆，便牵强附会的将这些黑子凑成72个数，来制造让人惊奇的马路消息。反正在中国的古相学中，72是个大吉祥数。

　　有关刘邦的命相，有不少神奇的传说，或许这大多是后人牵强附会的杜撰。由于刘邦的出身实在太差，加上由传统评鉴人物的观点来看，刘邦的能力似乎也没有值得称述的，惟一就是长得颇为“上相”，因此大家只好以“真命天子”来看他了。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指刘邦）相，愿季自爱。”

　　……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指刘邦儿子刘盈），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刘邦女儿），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返及，问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常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史记·项羽本纪》：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或许也正是一再出现“贵相”的说法，让刘邦能够坚忍不拔，愈挫愈勇，终至成其大功。

　　6.年龄

　　古代人撰写史书，不太注重人的出生日期，《史记》中相当多的传主都没有注明出生年月，连汉高祖也不例外。后来的研究者推测，他是在公元前247年也就是秦庄襄王3年时出生，但也有人认为应是公元前256年出生。

　　因此，刘邦到底活了几岁，也众说纷纭。

　　刘邦去世于公元前195年，如果以公元前247年为其生年，去世时应为53岁，如果以公元前256年为其生年，则为62岁。

　　也有人以鸿门宴前刘邦和张良对话中，曾比较张良和项伯年岁作为对项伯称呼的参考，而认定刘邦和张良同岁，应属公元前250年前后出生。如果真是这样，则刘邦享年56岁。或许连刘邦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几岁。

　　7.文化程度

　　唐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流传甚广：“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很多史学家认为刘邦出身于农家，加上天性懒惰、好玩，所以只是位在社会中混混的小文盲，目不识丁，其实，刘邦是受过教育的。《史记·卢绾列传》记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指家人），与高祖太上皇（指刘邦父亲）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史记》记载有刘邦亲自创作的两首歌，即著名的《大风歌》和《鸿鹄歌》。

　　高帝十二年十月，刘邦平定了英布叛乱后，路过故乡沛县，便停留下来小住了数日。他在沛宫中设酒款待故人，乡亲在一起开怀畅饮，高谈阔论，乡亲们还召集了一百二十个小孩为高祖唱歌助兴。酒到浓时，高祖击筑伴奏，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艰难与荣耀，他不禁感慨万分，唱起了自编的楚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边歌边舞，热泪盈眶。

　　刘邦晚年多次想废黜吕后所生太子盈，改立戚夫人所生子赵王如意，由于诸多大臣力争，吕后又采纳留侯张良的计策，多方保护，终于使刘盈的太子地位稳定下来。刘邦为了安慰戚夫人，乘着酒兴，令戚夫人跳楚舞，自己唱楚歌作兴，歌词为：“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缴，尚安所施！”

　　《大风歌》流露出他得天下、归故里的沾沾自喜之情和对今后国防的忧心，《鸿鹄歌》反映意愿不能实现的无奈。如果目不识丁，断然是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的。

　　8.才智能力

　　后世有些人对刘邦的评价甚低，认为他“智勇俱劣”，他能够夺取天下，全赖萧何、张良、陈平、韩信、曹参、樊哙、周勃等一帮文臣武将，南宋人叶适甚至认为刘邦远逊于光武帝刘秀：“光武才过诸将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以气挫之”。这真是雾里看花。刘邦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的人当不了领袖；刘邦也不是个极善或极恶的人，极善与极恶的人也当不了开国皇帝；刘邦当然也没有项羽的勇力与韩信的谋略，他成不了一员大将或良将；他也缺乏张良的智慧与萧何的忠诚，成不了谋士和丞相。他更是不懂得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他甚至鄙视儒生，拿了儒生的帽子当尿壶），因此也当不了孔子或老子，成为一个学派的带头人。他是个平凡又有些不平凡的人，是个有些善又有些恶的人，是个有不少优点又有不少缺陷的人，是一个具有领袖的一些素质又具有强烈七情六欲的人……

　　《红楼梦》第五回有一付含意深刻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刘邦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长期身处社会底层，使他了解百姓疾苦。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嫌，但他与人友善，喜欢施舍，善交游，因而在他周围很早就聚集了一帮有才华的人。多年当亭长的阅历，又增长了他的才干。刘邦曾做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解一类的小吏——泗水亭长，经常和县吏往来，时间一长，和沛县功曹萧何、狱掾（yuan）曹参（shēn）等结成莫逆之交。由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造就了他多谋机诈，富于谋略的特性。这些都有典型事例可证：

　　刘邦的政治谋略超过当时所有对手。千百年来一些史学家、小说家以及戏剧家都认为项羽是位英雄，刘邦的成功来自于其狡猾的天性与过人的运气。但刘邦的成功，没有半点侥幸和运气，是凭着只有比人更多的努力和累积出来的实力，去击败项羽的。第一次荥阳对峙时，刘邦采用张良的建议，成功地结合了彭越和英布的力量，便已在战略上取得了击败项羽的优势。此后，刘邦统辖下的人口、军队、土地、粮食、物资日益庞大，项羽则日益缩小，胜败之间早已决定。楚汉长期对抗时，韩信成功地攻下魏、代、赵、齐等地，彭越掌握了梁地，英布在淮南仍有丰沛人脉，加上萧何统有的关中、汉中，刘邦阵营的实力已数十倍于项羽之上，项羽的败亡，指日可待。刘邦能够取得对项羽的优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正确的政治谋略。刘邦攻入关中，首先义释秦王子婴，显示仁者风度。当时诸将劝说刘邦杀掉子婴。刘邦不同意：“始（楚）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祥。”接着刘邦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缓解百姓的苦难，收买人心。刘邦还宣布不接受关中百姓的犒赏。这三项措施一出台，就争得关中百姓的民心，“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对于“约法三章”后世有诗赞道：“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凉水，冷却秦锅百沸汤。”反观项羽，为了报复秦朝，杀掉已经投降的子婴，在关中烧杀掳掠，对这一全国经济重心进行大肆破坏，民心尽失，其失败是事之必然。项羽败亡时，曾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面对项羽的感慨，北宋人张耒在《项羽》以刘邦和项羽作对比，指出柔仁治国的道理：“沛公百战保咸阳，自古柔仁伏暴强。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占据关中，以此为根据地，有稳固的后勤保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刘邦有此经济中心做后盾，因此能够获得稳定的粮食和兵源。当一位谋士劝说项羽：“关中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时，项羽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为由，放弃关中，致使他在与刘邦作战中，经常为缺乏粮食苦恼，虽然战术上胜利，战略上终于失败。

　　刘邦的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在鸿门宴上，与自大无谋、沽名轻敌、自矜功伐的项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邦的知人善用、老谋深算、能屈能伸。在“鸿门宴”上刘邦对项羽谦词卑礼、能屈能伸。在危急时刻，知人善用，当知道项羽要击破其军时，他一再问张良“为之奈何”，并立即采纳张良的对策。最后离席未辞，他担心会引起严重后果，要张良樊哙拿主意，并采纳樊哙“不辞而别”的建议。刘邦多谋机诈，很讲策略。他能言善变，对项伯“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以“兄事之”，极尽笼络利用之能事，对项羽极表臣服恭顺之情，因而能起到麻痹、迷惑对方的作用。这些都表现了刘邦见风使舵，善于玩弄手腕的性格。当刘、项在广武对峙，刘邦被项羽射中胸部时，为麻痹项羽，安定军心，他忍着巨痛，故意捂着脚叫道：“虏中吾趾！”当韩信平定齐地，派使者请求刘邦封他为假（意即代理）王。面对韩信的无理要求，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中的刘邦最初大怒：“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经过张良、陈平的小声提醒，刘邦随即醒悟，知道这时无法阻止韩信称王，倒不如顺水推舟，对韩信进行笼络，就对韩信使者故意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立即派遣张良为使节册立韩信为齐王，并征调韩信部众进击项羽。

　　刘邦善于驾御部众。刘邦深刻懂得了解帝王御人之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又暗中加以防范和控制。英布（？～公元前195年），六安（今安徽六安县）人，因受秦法被黥（刺面），又称黥布。初属项羽，被封为九江王，后归刘邦，被封为淮南王。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英布投靠了番君吴芮，并做了他的女婿。集聚数千人，举起了反秦大旗，后投奔项梁。在项梁帐下，英布作战最为勇敢。后陈王死，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死后，英布又归项羽指挥。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而诸侯之军都愿隶归楚的原因，多在英布能以少胜多，震服侯军。英布在作战中，常为先锋，深得项羽器重，后项羽分封，立英布为九江王，都六安。后英布与项羽之间发生矛盾，汉王三年，刘邦听从张良的计策，派谋士随何游说英布，使其叛楚归汉。楚派项声、龙且攻打九江，大破英布军，英布兵败后从小路逃往了汉地。12月中，英布到达汉营，刘邦此时正在洗脚，一听说英布到，不假思索便立刻召见他，这也是刘邦一向大而化之、不讲繁文缛节的作风。但出身低微的英布，成名以后对于别人尊重自己与否最为敏感，他无法想像刘邦会在这种不正式的场合接见像他这么重要的诸侯，而且还在洗着那只“臭脚”。“士可杀不可辱”，英布对刘邦轻率的亲和作风极为不满，又想到自己已山穷水尽、虎落平阳，不禁掉下了“英雄泪”。于是他决心自杀，以明“不受欺侮”之志气。但到达行馆一看，又让英布大为吃惊，因为所有的御帐，饮食，仆人，完全都和刘邦自己享有的一模一样。显然刘邦对待自己完全平等，并不以臣属礼节相待，刚才轻率的接见，正表示刘邦视自己如同亲兄弟一般，所以彻底免除了俗世之礼，又大喜过望。于是派人复入九江，英布的使者找到英布不少故旧宠臣，率领几千人投奔汉王。汉王又增拨军队给英布，跟他一路北上，收兵至成皋。从此，英布成为刘邦阵营中的一员猛将，追随刘邦剿灭项羽。汉王四年七月，刘邦立英布为淮南王。都六安，统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对韩信，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兴行盛大仪式拜封他为大将，让他统帅军队独当一面，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干。韩信平定齐地后，刘邦又册封他为齐王。韩信因此对邦感激涕零。当项羽派说客武涉游说韩信脱离刘邦自成势力时，韩信坚决不同意；“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同背）之不祥，虽死不易。”谋士蒯彻劝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时，韩信认为：“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倍（背）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即使韩信对刘邦无二心，刘邦曾两度解除韩信的兵权。汉王三年（前204），刘邦兵败成皋后，与夏侯婴“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后，“（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夺其军”。

　　刘邦与萧何为布衣之交。刘邦为沛公，萧何为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刘邦为汉王，萧何任丞相。楚汉战争爆发后，刘邦在前线作战，萧何镇守关中，辅佐太子，将粮食、兵源不断输送到前线，刘邦“以此属（萧）何关中事”。刘邦当皇帝后，分封功臣时，封萧何为酂侯，并力排众议，坚决将萧何排在功臣中第一位。但即使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伙伴，刘邦也始终警惕。汉王三年，刘邦与项羽在京索间展开拉锯战时，多次派使节慰问丞相。萧何还以为这是汉王的一番好意，他的谋士鲍生却看出其中的问题：“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萧何依计而施，果然博得刘邦的一片欢心。汉十一年，刘邦平定陈豨之乱；翌年，刘邦出兵进剿英布，这两次大型军事行动，刘邦都从前线派使者观察萧何的动向。萧何在谋士的策划下，不惜牺牲自己的品行，才免于灾祸。但即使这样谨慎小心，也难逃刘邦的算计。

　　刘邦具有极强的实际作战能力。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刘邦善于听从别人意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还描述其个性如下：“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豁达大度，东汉名将马援评价刘邦“无可无不可”，这些性格造就他不自以为是，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听从部下意见。可以说刘邦的每一步成功都与他善于纳谏有关。

　　西征途中，郦食其劝说沛公夺取战略要地陈留，夺取秦朝的粮食储备：“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史记·高祖本纪》）

　　当刘邦攻略南阳郡，郡守走保宛城，刘邦见宛城难攻，准备弃之不顾，率兵西进。宛在当时是一个大城市，人口众多，粮食储备丰富。张良劝谏：“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据险。今不下宛，宛众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采纳张良的计策，派谋士郦食其、陆贾游说据守险阻要地武关的秦朝将领，诱之以利，乘机袭取武关，这样秦都咸阳的东南大门洞开。

　　当刘邦入据秦都咸阳，一进秦皇宫殿，对后宫里给皇帝享受专用的帷帐、狗马、重宝、美女爱得不得了，又恢复了他风流天性，准备在宫殿中享乐一番。不过这个举动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进驻皇宫，即代表有企图心想代替秦王朝之政权。虽然楚怀王在进军咸阳前，有“先入关中者为王（关中王）”的约定，但在诸侯并起、天下大势未稳定前，这种企图心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靶”——各集团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樊哙、张良轮番劝谏。刘邦的最亲密战友，也是沛城时代的首席班底——樊哙提出了警告：“沛公欲有天下耶？将欲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樊哙曰：“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灞上，无留宫中。”急于享乐的刘邦没有听从樊哙的意见，这时以客卿身份留在刘邦军中的张良出面劝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听了张良的话，刘邦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收起贪图享乐之心，回到灞水之滨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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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条事例可以证明刘邦是大智若愚：

　　《史记·高祖本纪》：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这是刘邦最后的政治遗言，也是他在《史记》上，留下来最诚挚、也最有远见的话。刘邦个性豁达，有点大而化之，讲话一向喜欢夸大，年轻时，萧何便曾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史记》上记录他的大部分言行，均属于这一类渲染夸大，一副不很认真的样子。

　　但从这些遗言中，却可发现刘邦才智过人，他对每位部属观察得颇深入，分析上也很有道理，这或许便是韩信所称刘邦有善于将将的天才吧！

　　三、刘邦的历史地位

　　刘邦是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与夏商周三代及秦朝的建立不同，夏、商、周、秦四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都是在前人功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刘邦属于白手起家，即《史记·高祖本纪》所称“高祖起细微”。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的建立标志着历史正式进入了文明时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23或前22世纪（一说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岳山中的有崇氏部族首领。夏部族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豫西）与山西省南部（晋南），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带领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尧舜之际，商族始祖契是当时重要的军事首领人物之一，后来商人把他尊奉为始兴之祖。《诗经·商颂·玄鸟》不但把契歌颂为商王朝事业的开创者，而美化为自天而降人的神奇人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商已成为东方地区强大的方国。汤在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为亳邑，逐步展开对夏王朝的攻势，最后灭掉夏朝。《国语·周语下》：“玄王（商族对契的尊称）勤商，十有四世而兴”。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正好与夏王朝相始终。

　　周人始祖为弃（后稷），属于姬姓之族，虞夏之际，定居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从夏初以来，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的方国。夏朝后期，首领不率众北迁，在泾水中游一带坚持农业生产。经历了好几代，大约在商初，公刘在豳（亦作邠，在陕西栒邑县西）才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周本纪》）。由公刘再经七、八代，至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经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代，就是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由豳南迁到雍、杜之间的岐山之阳，即后来的“周原”。古公亶父在岐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开始了周人的“翦商”事业，后来被追尊为“太王”。《诗经·鲁颂·閟宫》这样赞颂古公亶父：“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太王之后，幼子季历继位，担任殷朝“牧师”之职，成为殷西强大的方伯之国。季历死后，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文王“享国五十年”，基本完成了“翦商”的事业。周文王死后，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兴师伐纣，回师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秦是先秦嬴姓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秦是古代嬴姓部族中的一支，奉祀少昊。商代末年，嬴姓有叫中潏的一支住在西戎之地。西周中期，中潏的后代大骆居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大骆子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孝王封于“汧渭之会”（汧、渭二水交会处）的秦（一说在今甘肃清水一带，一说在今陕西宝鸡县境内），从此非子这一支遂以秦为氏。周宣王时以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秦仲孙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秦立国始于此。春秋早期，周人退出今陕西境内后，秦致力于东略伐戎，收复周故地。春秋中期，秦继续向东扩展。战国早期，厉共公至出子七世，秦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无暇外顾，魏乘机夺取秦的河西之地，迫使秦退守洛水以西。战国中期，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秦孝公即位，任用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之法和民户分异制度，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二十等爵制，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秦变得更为强大，连续击败魏，并于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秦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甘肃东南和陕西西部的渭水流域，后逐渐并灭今陕、甘境内的西戎各部，沿渭水东进，逾黄河和崤函之塞，进攻三晋；逾今陕西商洛地区进攻楚：逾今陕西汉中地区，进入巴蜀，并从巴蜀进攻楚。战国晚期，秦更进一步向东扩展，不断取地于韩、魏和楚。秦王政即位后，先后出兵灭掉韩、赵、燕、魏、楚、燕、齐。列国均被兼并，于是秦王朝建立，秦王政称始皇帝。

　　清人赵翼在其史学名著《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中国结束多国并争的列国时代，进入王朝交替的帝国时代。列国时代，政权交替的动力，多来自于外国，权力在统治阶层间平行移动。帝国时代的政权交替，动力主要出于国内民间社会的武装暴力，权力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垂直移动，这就形成了二千年中华帝国政权交替的基本特点，王朝循环和农民战争。历史以成败论英雄，历史学以源流论发展。统一帝国以来的两千年，第一位聚众造反，武装割据而成大业的英雄，是兴起于芒砀山的刘邦。陈胜起义时虽然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著名论断，但他很快败亡，却由刘邦用事实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

　　四、刘邦在刘姓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评论刘姓说：“大约得姓之贵，无过于刘。汉四百余年至昭烈（刘备）父子二十二帝，其间真王代传以千计，列侯以万计。南（朝）宋九帝，五代汉二帝，北汉三帝，南汉三帝，刘渊、刘曜勿论也。故非他姓可拟。”这段话精辟论述了刘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指出：自两汉至五代十国千余年间，刘姓曾多次作为帝王国姓居于各姓首位，其皇族子孙封王列侯者数以万计，显赫和尊贵程度是中国其他任何姓族无法比拟的。同时，由于刘姓人长时期居于帝王之位，通过帝王赐姓和他姓主动改姓、冒姓等方式加入刘姓的人不断增多，使得刘姓族群迅速膨胀，在历史上一直是位居前列的中华大姓，历代帝王之刘因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及优越的生活条件，很快成为全国刘姓家族繁衍发展的主流。

　　自从刘邦于公元前3世纪末建汉称帝，昔日名不见经传的丰沛刘氏，便一跃而为我中华国姓，尊为汉朝皇室。接着，高祖刘邦又确立分封祖制，把这支皇室刘氏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为侯，以屏藩汉家刘氏天下。继任的各位汉家皇帝，也都遵循这一古制。而各地亲王，又将他们的子弟封为郡王和诸侯。拥有尊贵政治地位和优越经济特权，这些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姬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王孙。

　　近500年的汉家天下，刘邦的龙子龙孙们在最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成几何级不继繁衍增长。终西汉一代，刘姓就建立有30多个王国，400多个侯国。到西汉末年，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刘姓皇族就达10万之多。两汉加起来，刘姓封王者和继者王位者数以千计，而封侯者和世袭为侯者数以万计。到蜀汉三国之世，刘姓已由丰沛刘氏开基始祖刘清一人之身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宗族，拥有上百万之众，分布于全国各地，从此奠定了后世世界刘氏的基础。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刘姓宗族成员，都宣称出自汉朝皇族，自称为汉之子孙、汉室之后。刘氏家族中甚至流行有“汉后无二刘”的说法。

　　五、古今知名人士对刘邦的评价

　　1.萧何

　　《史记·高祖本纪》：当刘邦任泗水亭长时，已经是沛县主吏掾的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2.张良

　　《史记·留侯世家》：

　　沛公拜（张）良中郎将。（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张）良为他人言，皆不省。（张）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3.韩信

　　《史记·淮阴侯列传》：

　　上（指汉高祖刘邦）常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4.司马迁

　　《史记》是私修史书，司马迁写活了刘邦，写他的豁达，他的知人善任，写他从早一直到做了皇帝，都脱离不了一付无赖汉的习气，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王朝开创者真实的形象。司马迁写道：

　　刘邦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酒玩女人，喝了酒，不给人家酒钱。有一次，县令招待客人，他说大话，说送了一份重礼，实际上一个钱也没有拿出来。

　　刘邦起义了，认为儒生没有用。有儒生来见时，他把儒冠取下来，在里面撒尿，并且跟人说话往往张口大骂。有一次，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谋士郦食其求见。刘邦伸着两腿无礼地坐在床边，叫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郦食其故意问了他一句：“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领诸侯破秦也？”刘邦骂起来了，说：“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食其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听了这话，就不洗脚了，把衣服整了整，让郦食其上坐，还表示了歉意，后来还听从了郦食其的策划。

　　刘邦在跟项羽对抗的过程中，有人献策建立六国后裔以分散楚的力量。他答应了，并教人赶紧刻印，发给六国后裔。张良知道了这件事，就给他说六国后裔决不可立的道理。刘邦正在吃饭，他立刻把嘴里的饭吐了出来，大骂：“竖儒，几败而公事！”于是立刻教人把印销毁了。

　　刘邦破秦以后，进入秦宫，看到宫室、帷帐、珠玉之类不可数计，妇女美人以千数。他眼花了，舍不得走。樊哙谏他，他不肯听。张良又恳切陈词，晓以利害，他这才离开秦宫，回到驻地去了。

　　刘邦当了皇帝后，群臣争功，拔剑击柱，闹得很凶，因此，他决定要制定群臣朝贺的仪式，嘱咐叔孙通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朝仪实行了，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

　　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会群臣，刘邦捧着玉杯，给他父亲敬酒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都跟着捧场，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敢于说话的臣僚，名叫周昌，因事入奏，正碰上刘邦在跟他的宠姬戚氏玩乐。周昌扭头就走。刘邦赶上前去，骑在周昌脖子上，问周昌：“我何如主也？”周昌对他没有好气，仰着头说；“陛下即桀纣之上也。”刘邦笑笑，也就罢了。

　　司马迁对这一类细节，多写在别人的传记里，而把刘邦的功业写在本纪里。把这些记载合起来看，刘邦这个有作为而免不掉无赖汉习气的皇帝跃然纸上。

　　司马迁这样描写刘邦，汉朝的官员、学者就不高兴了，认为有损汉朝高祖皇帝的形象，甚至攻击司马迁是恶意诬陷。东汉著名历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班固在《班固集》中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耳。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更是将司马迁的《史记》称作谤书：“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5.西晋文学家阮籍

　　阮籍在游历刘邦、项羽对峙的广武古战场遗址时，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无论后人对这句话有怎样的解读，阮籍对刘邦没有好感，这是确定无疑的。

　　6.当代伟人毛泽东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时讲过；“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又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文中，毛泽东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尽管刘邦是一个“大老粗”，但是这种知识上的缺陷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毛泽东给予了这个成功者几乎是“一边倒”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道；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在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毛泽东还举了几件有关刘邦纳谏的事情：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

　　7.西方学者汤因比

　　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汤因比在访日谈话中表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凯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被项羽打得团团跑；凯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作者为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处级调研员）